草种产业最薄弱环节：良种繁育不足和转化推广滞后

目前，我国商品草种尚不能实现自给自足，园林绿化、草坪建设方面的用种基本依靠进口。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张铁军副教授说，我国草种产业的最薄弱环节不是技术问题，而在于良种繁育不足和转化推广滞后，所以迫切需要提高草种产业的商业化水平。

　　什么是商业化育种？商业化育种体系的核心是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以企业为研发创新主体的工厂化育种体系。商业化育种具有市场化导向、专业化分工、高投入保障、高技术支撑等显著特点。在商业化育种中，种子企业既是创新主体，更是投资主体。商业化育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采用工厂化的组织形式，建立了育、繁、推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形成一套功能完整、衔接紧密的产业链条。

　　“商业化育种的特点可以简单概括为，在一个公司或单位内部实现产学研的有机融合。商业化育种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张铁军告诉记者。

　　一是研发投入多元化、可持续。牧草育种周期长，培育一个新品种需要10年以上时间。我国的科研院所育种研发投入主要以政府项目资金为支持，执行期通常是3-5年，缺乏长期稳定的投入很难培育优良的品种。在商业化育种发达国家，研发投入来自企业、政府和协会等多方面。

　　二是研发体系分工明确。发达国家从事育种的机构包括科研机构、高校、种子企业等，形成基础性研究与商业化育种的协同创新体系。例如，美国现有100多所大学、科研机构从事牧草和草坪草育种研究，主要开展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种质扩繁及鉴定、育种方法等基础研究，为商业育种提供技术支持。种质资源和技术成果一旦适合商业化开发就会交给种子企业，逐步向种子企业转移，服务于企业商业化研发，同时为企业培养研发人才。

　　三是育、繁、推一体化模式形成良性循环。“育繁推一体化”发展模式拥有“从上游技术研发、中游产品物化和下游价值实现”一套功能完整、衔接紧密的产业链条。企业通过这个产业链将潜在的科技创新转化为现实的商业市场价值，实现利润最大化，然后把一部分销售收入再投入育种研发，推动科技创新。在此过程中，上游品种研发为下游推广服务提供创新性技术产品，同时下游推广服务将生产实际需求直接反馈到育种研发，及时优化调整研发方向，从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商业化育种不是仅由企业来主持育种科研项目和组织实施品种选育那么简单。”张铁军说，欧美跨国种子公司不是突然实现商业化育种的，而是以全球种子市场为依托，经过较长时间残酷的市场竞争，逐步地、自然地发育成熟的。商业化育种是一种机制，是一种组织管理的方式，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商业化育种的关键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如何协调和管理种业各环节之间的关系。商业化育种不是目的，提高草种的商业化水平才是目的。

　　商业化育种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我国商业化育种发展面临的困境是多方面的，政府、企业、育种科技人员各有各的难处，包括缺乏充分的思想认识、缺乏完善的配套政策、缺乏育繁推一体化企业、缺乏成熟的种子市场。“严格地讲，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实现商业化育种的草种。因为，每个草种的主要育种单位都是科研院校，我国缺乏育、繁、推一体化的大型草种企业。如果以企业登记草种为标准，目前商业化育种比较多的草种主要有紫花苜蓿、鸭茅、多年生黑麦草、高丹草、高粱等10余个草种。”张铁军说。

　　以紫花苜蓿为例，其商业化运行主要包括企业订购收购品种模式、企业自主育种模式和事企合作育种模式。其中，企业订购收购品种模式是国内的普遍模式，政府是育种投入主体，由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育成品种，品种权归科研单位所有，企业通过协议购买品种使用权，开展良种繁育和品种推广。“目前，我国科学家培育的七大系列苜蓿品种都通过这种模式进行了大面积的推广应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张铁军告诉记者，企业自主育种模式是国际商业化育种的主流模式，目前国内已有少数企业采取这一模式，培育了沃苜1号、赤草1号两个育成品种。事企合作育种模式也是比较接近国际商业化育种的模式，目前国内主要围绕引进品种的评价进行合作研究，也培育了甘农4号、甘农7号、凉苜1号等少数育成品种。

　　2011年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指明了现代种业的发展方向。借鉴商业化育种发达国家以及国内水稻、玉米等大宗作物种业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草种业的现有基础，张铁军建议，加快体制改革，明确责任分工，完善法律法规，制定扶持政策，逐步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育种体系，同时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当前，我国正在加快推进现代种业发展，草种业发展面临难得的机遇。张铁军说，商业化育种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必须深入调查分析，根据市场规律和科研体制改革进展，稳步推进。我们既要学习借鉴发达国家草种业以及其他大宗作物种业发展的有益经验，更要结合我国草种产业的实际状况积极探索，构建中国特色商业化育种体系。